这一名称的优点就在于其清晰地揭示了公安机关与社会治安、公共安全的直接关系。

他从含义入手对义务下的完整定义是：义务是社会成员们为了防止侵害、或增进他人或义务主体本人的利益，而通过表现着自己的预约性意见的行为规则、向实践中的行为主体提出的、以预设的条件得到实现为前提的、关于作（或不作）某种行为的要求。其中，凡是可适用于由上述三个衡量尺度检测的义务论述内容，笔者都将尽可能以直接引语的形式纳入，同时力避过度援引。

至于义务概念，它也有本质（或内容、实质），但它只是对义务现象本质之认识成果的记录。他提出，法学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矛盾的特殊性应该是法定的权利和义务。马克思、恩格斯对于义务，如前所述，多数情况下是直接在义务的本质载体层面讨论的，虽然这些载体也是法律规定的内容，如捐税、徭役租、代役租、什一税、缴费、赎金、死亡税、好家畜使用权缴费、治疗税、保护金、权利宣告税、诉讼罚金、饲养税等等。如恩格斯所言，那种极不公正的社会可以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，另方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。二、过往七十余年义务认知的得失 面对过往七十余年的义务认知状况，做必要总结评估是继往开来推进义务认知所必须。

它将义务分成了八种，但没有挖掘义务的形成根据或实质、本质。几年后，他又说，我认为不宜于把法学称为权利之学，以免有片面之嫌。(48)民法、刑法体系及原理传入中国，传统辩思遭到解构，法典化所塑造的法学话语也遭遇哲学诠释学的解构。

可是，法典化之后还需要法律阐释才能产生意义。其思维方向既有进一步立法的愿望，也有在执法司法过程中完善法典的设计。一般来说，再法典化呼声源于原有法典存在问题，诸如法律的相互矛盾冲突以及重复立法是引发再法典化的主要理由，但也不能排除法律移植意义上再法典化。(60)有学者追问道：难道行政领域制定一部既包括程序，又包括实体的法典，真的是不可能的吗？我国《国家赔偿法》的出台被认为是行政法法典化的阶段性成果。

⑨《十二表法》瓦解了祭司对法律的垄断。经常被援引的是萨维尼对编纂德国民法典的批判。

欧陆对法典化的追求始于罗马法。二、解法典化的意义 解法典化命题由意大利法学家那塔利诺·伊尔蒂提出，自1978年其名篇《解法典的时代》发表以来，许多研究者以民法典为对象，从不同角度对解法典化问题展开深入研究。在立法上不仅造成了刑法内在和外在体系的阻隔和破坏，而且选择单一的立法技术也容易出现问题。从总体上看，法典编纂的目的是依据各种政策而确定的，而略观自古以来各国的立法史，并将其分类，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五种政策：第一，治安策略。

尽管在世界各地多次兴起法典化热潮，可迄今为止的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，对法典是什么依然缺乏共识及明确的定义。法律自主性是法治实现的方法理念，即使是科学性也不能随便替代自主性。法典扼杀了法律的弹力。这其实就是不能正确理解法典的稳定性。

(79)法律渊源的混乱、社会转型、法治建设的需要等，要求法律法典化，然而，即使是再法典化也难以统一法源。否则，就会陷入对法律法典化的迷信。

在执法、司法过程中解法典化的主要原因在于：其一，社会关系的变化以及治理方式改进，使得法典必须以开放的姿态适应社会变化，因而出现单行法规以及法律变迁、解法典化、法典重构等命题不可避免。(29)同前注③，穗积陈重书，第18页。

同时，法律的法典化需要诸多条件，并非所有的部门法都能法典化。三是尽可能无错误地确证立法的事实，四是实在法不轻易修改。法的安定性有四个要求。对文本来说，单行法规也不能一人一事一法。对法典化、反法典化、解法典化和再法典化组词的不同语用，表征着不同的法律思维方式。(47)同前注(38)，陆青文。

只是囿于立法者能力的有限性以及语言本身的模糊，法典不可能为所有的行为提供明确的指引，因而法典还需要在实施中进一步完善。这属于法律移植的组成部分。

(67)同前注(11)，邓海峰、俞黎芳文。同时，法典概念结构的一般性、稳定性、确定性、系统化与完整性也难以赶上政治、社会、经济等因素的变化。

陈金钊：《法典的意义世界初论》，载《河南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1994年第6期。(41)法治现代化不仅是指法典化，而且包括法治思维方式的跟进。

可以说成功的法典化都是政治家与法学家两个群体通力合作的结果。就传统法学研究看，法典化是法典编纂或法律汇编的替代词。二是在其他国家法典基础上的再法典化。历史上的法典编纂，曾多次引发法律法典化思潮乃至法典化运动。

(26)萨氏认为，法律是民族精神的体现，而不仅是立法者的逻辑拟制。法律法典化多指第二种方式。

如果不注意在辩思中引入形式逻辑，建构动态的法律实施方式，即使是再完善的法典也难以促进法治建设。(64)出现这一要求的原因在于，在现代化和全球化浪潮中，西方法典化的法治思路依然受到我国刑法立法的推崇，是因为这种立法方式暗合了中国刑法立法的历史传统和现实需要。

(42)因而，从法典迷信中走出来是必要的。法典化虽然能促进法的‘一体化，因而在某种程度改变其多元状态，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法的多元性。

藉由法律思想史可知，法典化是重要的法学话语，包含对法律的理性期待。解法典化承认法典存在缺陷，进而要求立法和司法予以矫正。此外，法典编纂与一国的经济、社会、文化发展水平相关联，例如，资本主义的兴盛使得欧洲出现了法典法治。况且解法典化仅是对法典封闭性的破解，并不是法律意义的丢失。

这就使得人们对法律安定性的追求与法律的意义流动产生矛盾。(44) 西方民法典国家经历了一个先有法典化，继有解法典化的发展过程，中国民法却正处在一个法典化和解法典化交织并存的时代。

然而，法律不完全是对社会的反映，还有人的理想、目的、目标蕴含其中，立法本身就是意向性活动。这种对法典的迷恋，还继续影响着法律学人，乃至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关于法律法典化的呼吁。

(35)社会的动态演进，必然会超越静态的法律规范。因此，法典既难以阻止单行法的出现，也不能消除法律解释和判例指导的必要。